• 主页 > 体育问答
  •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掀起江南购书狂潮,背后原因令人惊叹

    朝鲜生活趣事_朝鲜奇闻趣事_朝鲜生活记录

    金弘道(1745-1806),《西游记》,朝鲜崇实大学朝阳门基督教博物馆藏

    谁在买书?:热衷中国书籍的韩国使节

    明清时期,中国与朝鲜王朝结成了“宗藩”关系,朝鲜王国每年都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贡。朝鲜出使中国的使者被称为“偃师使”和“朝天使”,他们从首尔一路奔赴北京,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,形成了“中国观察日记”。这些笔记处处透露着“异族眼光”的独特感受,并汇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《朝天录》和《偃师录》,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忽略的细节。

    明末清初学者蒋绍枢观察到:“朝鲜人爱书,使臣来朝贡,人数以五六十人为限,将旧经、新书、杂书等记下来,若书不足,则每日到集市,写书单,问所遇之人,以重价购回,故其藏书多。”17、18世纪的朝鲜王朝,以理学为王朝意识形态,全社会尊崇朱子哲学,践行伦理道德,致力于建设儒家国家。选派的朝鲜使臣自然通晓汉语,自幼阅读儒家经典。来到朱子哲学的发源地中国,是一次“朝圣”,因此,购书、读书成为他们在中国逗留期间最大的爱好。

    一般而言,中国朝廷会直接向朝贡国进贡书籍,但进贡的官方书籍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无法满足朝鲜的需求,因此采购书籍是朝鲜使臣进京的重要任务,也是中国书籍流入朝鲜的最大渠道。这些使臣不仅为朝廷采购书籍,也为满足自己的读书兴趣,甚至为中国的亲朋好友采购书籍。他们的求书、购书活动之热烈,我们无法想象。英祖时期的使臣李世亨在一首诗中写道:

    自己一直以来对叶侯府的事情都心怀忐忑,但是韦布却无权干涉。

    我常常感叹,只要走过一条偏僻的小巷,就会看到遍布中国的玉石。

    桐箱旧卷叠翠似锦,玉府新卷灿若云霞。

    等扛着书回左海之后,他也该去把奎华射杀了。

    诗中充满了参观购书的愿望和热情。那么,朝鲜使臣到中国一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书呢?

    首先,传统经书和史书是朝鲜使臣“必带”的书籍。宣德十年(1435年),世祖给燕使臣下达了购书的重要指示,说:“理学,五经、四书、性理全书,无所不包。史书,后人所作,当广学,必胜于前人。国内所无,而学者所用之书,则买之。《纲目》、《书法》、《国语》亦可。每买一书,必买两本,以防失一本。”几年后,他又要求:“凡礼乐、制度之书,皆广求之。”

    显然,朝鲜王朝并不缺少儒家经典,他们希望找到代表最新思想的汉书,为自己的治国、教育提供参考,现存的《圭章总目》和《内阁书志》中就收录了大量经书和史书。

    其次,随着明清时期图书市场的丰富,燕使们除了人人必备的儒家经典外,还购买了历代的诗集、散文、史记、百科全书等。以朝鲜诗人虚云的私藏中国书籍为例。这位兼任燕使的文学偶像与许多中国文人一样,如李梦阳、何景明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等,都收藏了江南文人的各种文学作品。他去北京时,还购买了大量流行的小说和戏曲,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等。他们的个人兴趣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书籍在整个东亚世界的传播。

    这些使者往来于中朝之间,竭尽全力探求中国最新的知识,并带回大量书籍回朝,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明清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变化。有些书籍甚至在出版后不久就进入朝鲜半岛,流通速度很快。这些汉书的读者可能是皇室,可能是两界文人,也可能是普通百姓。甚至可以说,一些朝鲜汉书漂洋过海到了日本,形成了整个“汉字文化圈”的流通。

    朝鲜奇闻趣事_朝鲜生活趣事_朝鲜生活记录

    朝鲜奇闻趣事_朝鲜生活记录_朝鲜生活趣事

    洪大荣《湛轩言集》韩国国立大学图书馆藏

    哪里可以买到? - 苏州琉璃厂的书籍

    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无法用现代旅行的概念来定义燕行之行,因为他们的路线相对固定,从汉城出发,渡过鸭绿江到边城宜州进入中国,经山海关到达京城,只能在盛京、通州、北京等地购物,私自不得出馆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机会游览富饶的中国南方。

    据学者统计,十八至十九世纪,有二十多位驻兖州使臣对北京琉璃厂书坊做过详细记载,可见北京琉璃厂书坊在驻兖州使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琉璃厂作为大型书坊,不仅是他们进京购买古玩字画的必经之地,也是获取最新图书的文化市场。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朝鲜汉书的来源,又回到我们的主角——江南。琉璃厂书籍基本来自江南、江西,精通古书的书商大多来自苏州。

    明中叶以来,江南出版业日渐兴盛,民间书店印刷、出版、发行的书籍达数千种,形成了繁荣的图书生产和交易市场。不仅有毛晋、徐乾学、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从事刻书,还有不少以刻书为业的民间书店。江南流通的书籍基本都是本地生产的,是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。苏州城内书店、书坊、书坊随处可见。书商还把书籍运往京城,在琉璃厂开设分店。时任四库藏书楼负责人的翁方纲说:“当时江浙一带书商也踊跃,搜集善本,以供研究、校勘,都聚集在五六居、文萃堂等处,每日必能淘到有用的东西,满载而归。”

    前文提到的“五六居”是苏州书商陶氏开设的,原总店在君庙前(今苏州市景德路东段),分店在胥门。五六居老板因熟悉版本编目,于乾隆三十四年经朱允推荐北上,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五六居分店,其实就是苏州总店的北京分店。朝鲜使臣李德茂、朴智元、刘德恭等人相继来此,这是琉璃厂图书业最繁盛的时期。结合使臣的《延兴录》可知,苏州书店五六居和文萃馆应是早期琉璃厂最大的书店。 其中,记载最为详细的,是对韩国永正时期“汉诗四大家”之一李德茂的记载:

    “我到琉璃厂,找了三四家以前没见过的书店,发现陶书屋的藏书特别多,匾额上写着‘琉璃居’。他说他的书船是从江南来的,已经停靠在通州的张家湾,第二天会送来四千多卷书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借他的书目。我一生都在寻找的书,这里不仅有,而且还有不少世间罕见的珍本。我这才知道,原来江浙是书的源头。我来这里之后,首先拿到了浙江的书目,是在新出版的一本里看到的。我翻看陶书船的书目,发现里面也有浙江书目里没有的书,就抄了下来。”

    五六居主人陶先生曾用书船从江南运书到京城,一次运书达四千余卷。连奎章阁书监李德茂看到借阅的书也大为震惊,惊叹道:“不但一生所寻的书,这里都有。”他虽然没有亲自到过江南,但从小书店里得知,“江浙一带是书的源头。”

    几天后,李德茂又来拜访:“我到琉璃厂五六居看南方善本,他信中嘱咐我买几十本书,其中朱彝尊《经解》、马迁《仪史》等都是善本,都是良本。”《通志堂经解》由朱彝尊、徐谦学编撰,刻本藏于昆山传世楼。五六居声名远扬,前后到访的朝鲜使者,进琉璃厂书店,总会到此一游。可见,在中国书籍向韩国传播的过程中,遍布南北的苏州书商、书坊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  有趣的是,陶渊明的五六居在苏州的图书生意,主要面向的是文人雅士。大藏书家黄丕烈在70多处碑文中都提到了五六居,并称赞陶渊明:

    “陶廷雪在琉璃厂曾经开过一家店铺,现在还在琉璃厂做生意,他找到书就寄给我。我有个爱好,喜欢看宋代的书,云辉也知道。不过,他找到宋代的书就寄给我,我并不意外。他找到非宋代的书就寄给我,我才意外呢。”

    黄丕烈收藏的宋元古籍碑刻,多出自陶氏父子之手。他们北上后,在京城发现的古籍,都会送给黄丕烈。许多碑刻都透露出藏书人和书商之间的深厚友谊。在五柳居,延兴人刘德功和濮栖家结识了进京赶考的黄丕烈,两人以书相谈。黄丕烈曾说:“鉴奇析疑,真觉北行交了海外君子之谊。”他们共享书的世界。

    以五六居为代表的苏州书店,早已将触角伸向国内国际双流通图书市场,江南书籍不仅通过大运河从北向南流通全国,还通过书商、学者或外交使节跨越国界,参与东亚乃至世界的图书交流。

    朝鲜奇闻趣事_朝鲜生活趣事_朝鲜生活记录

    朝鲜生活趣事_朝鲜奇闻趣事_朝鲜生活记录

    《送天国归客诗》朝鲜时代 1451-1600,韩国国立博物馆

    从江南到首尔:隐藏的“小中国”阴谋

    按理说,不同时代的遣燕使者,走的是同样的汉城与北京之间的朝贡之路,参加的是同样的朝贡仪式,有相似的游览经历,按照预定行程遣燕使者不可能来到中国南方。有言“近世以来,我国(朝鲜)人,未尝一见江南”。然而,不仅人是流动的,书籍也是流动的。一旦人与书籍建立了关系,不同地域的思想观念便通过书籍传播,阅读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。从《遣燕录》来看,15至18世纪的朝鲜精英阶层,即便不能亲临,也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丰富了解。

    不得不说,在“丙子之乱”之后,朝鲜王朝臣服于新的宗主国后金。明清以后,出使燕国的使者与许多中国学者都是朋友,但他们也会提出一些中国汉族学者无法解答的问题。例如,出使燕国的使者李德茂就记录了一段有趣的故事:

    “信中对我说:左友堂说顾廷麟是明末最正直的人,他从五柳陶升手里买下他的藏书,陶升认为当时有三百多种禁书,廷麟藏书就是其中之一。沈慎将自己的秘藏托付给他,带回来,我在轿中全部看完。原来,他确实是明朝遗民中最杰出的人。他不但气节出众,古今无双,而且他的诗文文采飘逸端正,说话从不不经思考。”

    李德茂当时想买顾炎武的《亭林集》,但只能在轿中偷偷阅读。那是因为顾炎武的作品当时已经被清廷列为禁书。那么他是如何买到的呢?从另一份燕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:“禁书之法,只限于官署所藏,天下私藏,岂能尽皆消灭?穆斋作品品质已损,人不值得读,但他的诗文,日后必定不会被人遗忘。”

    虽然清政府屡次实行高压文化政策,但私藏书禁令不可能彻底废除。事实上,作为外国人,朝鲜使臣有时也故意触及敏感话题。禁书越是清廷所禁,越是受到青睐。尤其是顾炎武成为朝鲜王朝的“畅销书作家”,《日知录》和《亭林集》一度成为遣燕使臣的最爱。在李德茂眼中,亭林虽然出身平民,但一生秉持“不侍奉二姓”的思想,不赴新朝科举,仍以明朝为正统,视清朝为蛮夷。其所著《日知录》以“明道”和“救世”为宗旨,关注许多社会现实问题。在他看来,“能以佐证史实,足见其博学。”

    更大程度上,这是因为朝鲜王朝长期以来视自己为“小中国”,“尊周思明”的思想渗透到了朝鲜文人的日常生活中。他们将自己的文化认同体现在明末遗民顾炎武身上,怀念明朝。但现实中的中原已改道,他们对清朝怀有矛盾而复杂的心态,从而产生“文明就在这儿”的想法,这和清初江南的明末遗民几乎如出一辙。因此,顾炎武、钱谦益、毛奇龄等文人的著作在朝鲜王朝广为流传。

    朝鲜生活趣事_朝鲜生活记录_朝鲜奇闻趣事

    《朝鲜使节诗卷》1450年,国立中央博物馆

    许多遣燕使者敏锐地观察到,他们奉为金科玉律的理学已经不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,并日趋空洞。中国学术开始转向考据学,朱子学派被抛弃。在“禁书”之争中,这些朝鲜使者似乎比中国儒家学者更维护“中国”,他们越来越感觉到朝鲜才是朱子学派在东亚世界的捍卫者。这更加坚定了朝鲜学者和官员的观点,他们坚信明清以后,中原地区的中国文化已不再纯粹,“当今世界上的中国制度,只存在于我国”,正统已传到朝鲜。

    其实,无论朝鲜文人如何自信,18世纪的东亚都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世界。同处于“汉字文化圈”,朝鲜王朝的“正统之学”无法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。无论是顾炎武还是毛奇龄,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已经师从汉宋,打破了尊崇朱熹的性格,开创了考据学之派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即便没有接受中国乾嘉学派的直接影响,朝鲜儒学学者也以继承中国为己任,继续探索教条空洞的宋学,最终回归汉唐经学的老路,并逐渐与实证学接轨。主张实学、用之于民的朝鲜实学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。

    本文原载于吴文化博物馆,经许可转载。

    校对 王菲

    海量资讯、精准解读,尽在新浪财经APP

    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联系本站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cholgo.com/html/tiyuwenda/4603.html

    加载中~

    相关推荐

    加载中~